當然，數字化的教學平臺、各種教學軟件和硬件，是數字化教材賴以存在的基礎。但現實中，軟件、硬件的創新力度和發展速度是非常驚人的，同時加之我國區域發展的較大不平衡。因此我們不能抱著“固化”數字化教材的想法，而是要認識到數字化教材的存在形態是在不斷變化中，它應當隨著軟件、硬件的迅速發展和我國不同的區域發展水平而不斷去創新和適應，因此在具體研發技術的選擇上，應該選擇可以跨平臺、跨操作系統、對軟硬件要求小的技術手段（如HTML5等），這是讓數字化教材主動適應不同軟件平臺和硬件環境較有效的做法。極端一點說，數字化教材向軟硬件環境提出哪怕一個需求都是過分的，它理應做到與軟硬件平臺無關，達到一種“云”出版的模式。
　　
　　作為傳統出版進入教育產業切口
　　
　　數字出版在人們潛意識里仿佛是專門為終結傳統出版而生的“終結者”。但在教育出版領域，數字出版和數字化教材卻是傳統出版切入到教育產業領域的一大機會。因為就像前文所講的那樣，數字化教材不是任何物理意義上的“書本”，甚至它也不只是個軟件、硬件相結合的系統，它更像是一種方法或者模式——能夠在數字環境下，通過一系列的設備，為整個教學過程提供數字化的內容資源支持，滿足現代教育對大規模個性化定制和跨時空共享的要求。所以，當利用數字化教材打開了課堂教學這個核心和上游之后，整個相關下游產業都會發生一次洗牌重構，尤其是中小學自主評測、在線一對一教育培訓、在線職業考試題庫、網絡公開課、網絡微課程等市場，均會隨之發生重大的改變，產生更多的機會。教育是人們最基礎的需求之一，因此教育市場一直有“紅利”存在，我們期待著通過數字化教材為切入口，開創顛覆性創新的教育模式，進一步撬動起整個教育市場。
　　　　
　　研發要基于出版社可控范圍
　　
　　編輯是圖書生產的核心。進入數字化時代，這個作用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必須要有合格的專業編輯，才能充分了解課標、了解教學、了解學科、了解數字技術、了解教學過程真正的樣子，才能組織起有效的數字化教材研發流程。因此，數字化教材的研發應該在出版社可控制的工作流程中。數字化教材研發過程最壞的方式，就是采用簡單的“內容授權+技術外包”的做法，這對于出版社來說就是完全丟失了控制力，不但對出版社的商業利益帶來巨大的不確定因素，更容易對自身品牌造成損害。當然，出版社如果要想承擔數字化教材的研發任務，那么它對自身的工作流程進行數字化改造，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數字化教材研發過程中，應成立一個以項目制為核心的研發團隊。這支團隊以社內編輯為核心——包括原來的紙質教材編輯，再加上技術人員和“跨界”型人員；還要組織教育行政部門、教育科研部門的代表參與；更重要的是吸收一部分教師提供教學經驗并作為“關鍵用戶”。然后這個團隊在原紙質教材主編和編寫者的指導下，進行數字化教材的策劃和內容構建，再由技術人員和“跨界”型人員進駐技術公司落實產品的制作。